虽然大家对此早有预料,但消息传到远征军的时候,大家还是为此震惊。
尤其是蒋浩然,震惊之余还带着点点失落,委员长对他的帮助、爱护是不可言喻的,抛开叔侄这层关系,他内心对蒋介中其实不无敬仰,委员长的丰功伟业,他比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清楚。
他虽然有其过失之处,但仍不失为民族的真正领袖,称得上“一代伟人”这个称号。
他在清末军阀割据的乱世中,领导两次北伐,统一了乱世中的中国。
当时中国的混乱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两次北伐都极为成功,北伐之后,中国的军阀数量大大减少,混乱程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,基本实现了统一。
委员长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延安那位,但他的政治手腕和合纵连横之术还真是可圈可点,一盘散沙般的军队,在他的手里开始有了民族凝聚力,这对抗战来说,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,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。
北伐之后,他在中国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,富国强民,取得了很大的成果。
委员长承继的"烂摊子"并不比1949年的历史好到哪里去。解放时期中国是一穷二白,但至少没有陈年旧债。
国民政府定都南京,却承担着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多万美元的外债。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,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,还必须将其大量的银钱花费在“统一政令,统一军令”的军阀战争之中。
他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,推行“法币政策”,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,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,同时积极清偿外债。到抗战前夕,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。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,价格超过了岛国的债券。
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、日、米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,以及米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,威信建立以后,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。
这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,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重要条件,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,没有法币,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。
虽然战火四起,但委员长一直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,北大,清华,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。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,南京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,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。甚至在日寇轰炸重庆时,当局的首要任务,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,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,也为将来的战争中培养了许多人才。
据史料记载,由于国民政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,其深远的意义甚至影响到了周边诸国,东南亚甚至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“国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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